”饭馆家家爆满，鲁禾的两桌上，碰杯声不停，一群中年人最大的60岁，最小的44岁，都操着山东方言，时而哄笑，时而叹息，像一团忽明忽暗的影51岁的赵淑亮不在场，却是最令人羡慕的人那个皱纹爬上脸的细瘦农民敛不住的笑，在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2018年8月的嘉兴寻亲会上了电视，赵淑亮的哥哥看到他的脸和自己的父亲简直一模一样，立刻联系了他他被收养的地址和生辰跟他们送孩子的信息几乎都对得上两边的人各自做了DNA检测，回去等结果“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呢，晚上9点多一回家，看手机上全是电话和信息，告诉我基因匹配度在99.5%以上”赵淑亮因为等亲哥哥来看他，缺席了这场聚会，但他之后对记者讲述了第一次见到亲人的每个细节：看到基因匹配上的信息，他一夜未眠加上二女儿刚考上大学，可谓是双喜临门他没想到，自己在鲁南的小村庄里当了50年农民后，与600余公里外的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杨家浜村联系到一起本想着提前偷偷看看生母，但为配合一同找到生母的其他人，他又憋了两天，请村里人和寻亲的朋友轮番吃饭，8月12日一清早坐着朋友的车，拿上给母亲买的新衣服，直奔故乡赵淑亮的生父已去世多年，他下午到杨家浜村时，母亲带着他的哥哥被村民簇拥着，已等在村路口多时都是瘦脸尖鼻子，母子二人却一人说嘉兴话，一人讲山东话他把年逾八旬的母亲揽进怀里，母亲拉他回家，攥着他的手不松开寻亲三个月便找到失散51年的亲生母亲的“幸运儿”赵淑亮（张雷 摄）“他当时流眼泪了，但也没太激动”鲁禾是嘉兴寻亲会的组织者之一，比赵淑亮小两岁，已生华发，看起来更沉稳，却难以想见若看到自己的生身父母，该怎样抑制情绪在座的山东人都是从江南抱来的1959年到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单纯依赖水稻为生的江南地区遭遇饥荒，约有5万的婴幼儿被父母遗弃；从那时开始到70年代中期，“江南弃儿”加起来近10万，弃儿大部分经由南下干部，被送往他们的老家——山东、河南、安徽等粮食作物更加丰富的北方地区“无锡宜兴的吕顺芳最早从2000年开始在无锡、南京、常州、江阴等弃儿多的城市办寻亲会，收到全国各地上千份资料，目前找到300多对家庭但她曾经举办的寻亲会都在江苏，而浙江的嘉兴、海宁作为当时粮食和经济作物受灾的重地，当时也送出了很多孩子”鲁禾找了亲生父母十余年，却寻到越来越多的同路人“从2016年开始，嘉兴那边的人也加到我的微信群里，有些寻找自己的父母、有些寻找自己的亲生兄弟，大家既是寻亲人，又当志愿者去年8月，我们与嘉兴媒体一起在当地举办寻亲会，来了上百号人寻亲会后，我们的寻亲群从20多个人，一天内激增到400多人，目前还在不断增加”加入寻亲群的人都亲如一家，鲁禾同到场的寻亲者讲好，以后每年这个日子不用通知，大家一定来团聚，图个相互安慰：“别人不理解，过了五六十年，有些孙子都有了，为什么还要找亲生父母呢？”“五六岁时，村里的小孩就骂我是‘拾’来的我问养父母，他们说：‘对啊，小孩不都是大人从沟里捡来的吗？’又过了两年，我去看别人家抱养的孩子，旁人却指着我说：‘你和他一样’”鲁禾的养父母比他大40岁，他上面一个姐姐，也比他大近20岁虽是抱养，养父母也是老来得子，对他宠得不得了他哭着回家问养父母，他们嘴上不承认，却找嚼舌头的家长理论，动起手来“父亲被打得头破血流，我在旁边看着，又心疼，又恨极了亲生父母我当时就想，非要找到他们，质问为什么不要我，然后就不再理他们”在农村，弃儿们几乎都有类似的经历，幼时不知自己来自何方，只把养子的“真相”藏在心里他们几乎都像鲁禾一样，儿时养父母便已近中年，上面有数个姐姐，相继出嫁，一个人度过了孤僻的童年独处让他们总是和自己对话鲁禾记得，小时候什么农活都干，但别人家兄弟几个一上午就做完的活，他得一个人在地里干到晚，“那时我做梦老幻想，自己也有很多亲兄弟”不过鲁禾终究是幸运儿他不像许多弃儿，孤寂的童年也意味着随着年龄渐长，家道日益贫寒，鲁禾上小学后便被姐姐接到县城，从此摆脱掉邻里的闲话，没人再知晓他的出身城市生活也让他从取笑对象变成没进过城的儿时玩伴眼中的“上等人”嘉兴寻亲会的组织者之一鲁禾（张雷 摄）但他对亲生父母的怨恨却并未减弱，这也成为他最初寻亲的动力20多岁时，鲁禾得知自己是姐姐抱来的，姐姐当时在外地上大学，他就想着自己是不是从学校边上抱的直到他娶妻生子，看着妻子十月怀胎的苦，体会养孩子之难，他的怨恨才转为理解“那时候怀孩子不像现在这么多补品，炖只老母鸡都没有，我们只能买个鸡架子，炖起来补补，可想而知生我时得多困难我不能想象谁能轻易把自己的孩子遗弃”弃儿心中的和解总会以各种形式到来“抱养的孩子没母乳，只能喝羊奶，但营养不够得加糖，糖却得凭票，那时都得托关系”赵淑亮与众不同，他在养父母家有个与他同岁的姐姐，他吃过母乳，也知道加糖的羊奶来之不易虽然同样儿时便从伙伴嘴里知道了身世的真相，但生活的困苦使他早早就把对亲生父母的怨恨消解，玩伴的嘲笑更像是田里卷起沙子的风，虽然迷眼，但对小孩来说，来得快，忘得也快一旦男孩长成了壮劳力，无人再有闲话，身世不过是脑后一个不甚漂亮的胎记寻亲的“执念”加深，源于为养父母养老送终之后，他们又成了无根的人“我想知道自己姓什么，想告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从哪里来”养父母去世后，鲁禾每每看到电视里认亲的节目便默默流泪，他的妻子嫌寻亲麻烦，岳母却不忍他难受，让他向姐姐询问真相鲁禾找到年逾七旬的姐姐，提起话头便引来姐姐的一通恸哭，知道他不会背弃养父母这边的亲戚后，姐姐告诉了他真相，他是从嘉兴毛纺厂里抱来的“十几年前，我到乡下废弃的老宅找线索，那里连姐姐上中学的课本都完整无缺地留着”鲁禾认定亲生父母遗弃时总要留些东西，课本里果然掉出一张红纸条，却让他痛苦万分纸条正面有他的生辰八字，他知道自己身份证上的生日原是农历的而背面有收款人和交款人的名字，以及30元的字样“收款人是化名，交款人不是我的生母，却必定与她有关但我去嘉兴查，也查无此人，也是用化名，不愿让人找到”鲁禾的小学同班同学王永锋，直到40岁才知晓自己的身世，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幸运（张雷 摄）送出去，活下来鲁禾从姐姐那里得知，自己在家中排行老二，生母是奶妈他生下来就被抱到嘉兴毛纺厂里的中间人家，在那里待了20多天，被姐姐抱走，坐船又坐车地辗转三天，落脚山东“当时做奶妈喂奶，一个月能挣七块钱，看来我是生母为了有奶才生下来的”当时更令鲁禾吃惊的是，他发现中间人不光送的他自己，甚至他聚会召集的寻亲者里，十余个莒县的均出自同一位中间人之手他是姐姐抱走的，而赵淑亮则是舅妈抱走的，尚不知还有多少人仍未出现在他们视野中通过中间人输送弃儿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的模式“那时候我的中间人家都没有床单，全用作婴儿的尿布了”鲁禾口中的“中间人”是渡江战役后，从北方到长江以南工作的党政干部，他们的老家在山东、河南作为连接南北的枢纽，江南地区有弃婴，一些南下干部便通知老家的亲戚、朋友来领，为他们提供住处甚至孩子还没出生，便已被“预订”出一地抱养的孩子，基本都源于同一个中间人“目前据我了解，仅莒县从1968年到1975年都有抱养的情况山东人传统观念强，‘无后为大’，夫妻俩生了许多女儿，已难再生育时，仍想要男孩，就去找中间人”鲁禾被直接抱到中间人家，赵淑亮却是由中间人带着，被从福利院抱来的赵淑亮的哥哥记得他父亲在世时，总念叨这个被自己遗弃的儿子赵淑亮出生两天后一早，他把孩子放进篮子，塞进写有生辰和姓氏的纸条，从村里走一小时的路来到镇上热闹的集市，趁人不注意把幼子放进暖和的商店里，躲在外面远远看着，不一会儿见被人抱走了，默默走回家不只是集市，因为怕孩子被野狗叼走，马路边、厕所里，凡是常有人来往的地方都是放孩子的所在父母们知道，若没有好心人抱走，福利院也将是孩子的“落脚点”“嘉兴福利院那时叫救济院，有个老阿姨专门负责把遗弃的孩子送到那里，送一个孩子一块钱她坐轮船来，下午送孩子来，就在救济院里过一夜有时候几乎天天都有孩子送来，甚至上午、下午都有，有些连脐带还没断”1956年出生的郎解在救济院长大，姓是救济院的保育员按百家姓排的，名则来自被遗弃时的解放路车站她十几岁后就帮忙照顾婴儿，“那时收来的孩子先送到隔壁的医院检查身体，给孩子起名字，到警察局上户口5岁以下的婴儿房有七八十张床，轮番地过来孩子没断奶的婴儿喝两天奶粉，就被送到周边农村的奶妈那里”江南地区早在明末就有地方士绅兴办育婴堂的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公办救济院里延续，连救济的方法也大同小异郎解记得，保育员像奶奶一样，每个月要把乡下寄养的孩子接回来查看胖瘦一次，很多奶妈也有自己刚出生的孩子，生怕寄养的孩子受委屈，孩子断奶后再送回福利院来“小孩子在一起，即使哭闹着想家，哄哄睡一觉，过两天也就忘了我们是国家出钱养着，一周能有顿肉吃，一年发件新衣服，从没受过冻、挨过饿”贫穷是当时遗弃孩子的主要原因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江南地区一般的农民家庭生到第三四个孩子就养不起了“当时确实是困难”赵淑亮记得生母见到他时反复向他解释的，就是这一句话赵淑亮出生时，他上面的三个哥哥和父母挤在一间茅草屋里，他母亲只能剪下袖子做襁褓他们能吃上圆子，却不是糯米圆子，而是用草根、树皮，甚至蚕粪做的在他们村，几乎家家都有孩子被送掉而在遗弃赵淑亮两年后，家里又送走了他刚出生的弟弟其实1968年赵淑亮出生时，江南已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赵淑亮知道“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却在寻亲后才明白它的影响从他现在的家山东莒县上官庄村到老家嘉兴杨家滨村，同样灰蒙的天里，江南的水把焦黄的地变成了蓊翁郁郁的绿，稻田间种起桑树、养着鸭上官庄村仍是黄土砖房，杨家滨村却是清一色二层的小洋楼“五六十年前不是这样山东在‘大跃进’的时候，除了粮食，还种着地瓜、倭瓜不用上交，平时喂猪吃的东西，人也能吃，不至于饿肚子”但在“七分山、两分水、一分地”的嘉兴十分依赖水稻的收成，“三年困难时期”的自然因素，加之虚报的水稻又被收走，农民的日子苦不堪言想让孩子活命，只能送走“我是1961年送进的救济院，但像我这样在里面长大的孩子基本都有残疾，健康的小孩待不了几天就会有人抱走”郎解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整个世界仿佛高了一截她被送去时，并不知道当时因弃儿过多，江南各地的福利院曾向妇联求助，周恩来亲自过问，跟内蒙古要奶粉时任内蒙古第一书记的乌兰夫知道奶粉供应没个头，干脆让把孩子接过去于是，火车装着3000名弃婴分批送往大草原牧民的蒙古包里，那些婴儿也成了“江南弃儿”“上海孤儿”名字最早的由来也从那时开始，北方铁路沿途省份的人知道可以南下抱孩子郎解记得，领养的人排着队来，每次从院里经过都会给他们糖吃，山东、河南的人除非一个健康孩子都没有，否则只要男孩，而上海的养父母却坚决认为女孩长大才更贴心，“当时救济院的孩子也不知山东有多远，只是一淘气，保育员就会吓唬说，‘再闹就让山东人把你带走’”“六七十年代是因为生活困难，七八十年代是因为计划生育，到了90年代以后，福利院就很少见到健康的孩子了”郎解在救济院里发现，有些残疾孩子的父母会装作献爱心，借发零食的机会，偷偷抱抱自己的孩子80年代以后，偶有“江南弃儿”的父母来福利院寻找，但他们与孩子的法律关系已断绝，弃儿的资料只能本人查阅，他们再也不知道孩子被送到何方了山东日照莒县目前年纪最小的“江南弃儿”王顺风也已44岁（张雷 摄）艰难寻亲赵淑亮的生母在村里见到与赵淑亮同岁的孩子，总和家里人说，若四儿子在，也该这么大了改革开放后，家里的儿子们外出打工，又相继做起生意，茅草屋变成砖房，又变成二层小楼如今孩子们在城里买了房，也知道老太太的心思，连孙辈也想在网上找寻两个失散的叔叔，“但去哪里找呢？我们只能广托朋友打听”生活改善后，赵淑亮的哥哥尝试过，几年也遇到一个，过去看后发现长得像，但信息对不上，“也许只能依靠他们站出来”“要是警察能像追踪逃犯一样，我们的父母就都找到了”弃儿们大多停在了原地鲁禾在寻访中知道，很多弃儿知道自己的养子身份，并不介怀，或是仍心怀对亲生父母的怨恨，不曾想过寻找即便想要寻亲，像鲁禾和赵淑亮，在养父母过世前对亲生父母也一无所知，他们的名字是养父母按照自家习惯取的，没有任何暗示，身上也没有一些亲生父母遗弃前用剪子在身上划出的记号，自己看似能区别他人的，只有几颗红痣直到养父母过世后，姐姐才告诉了鲁禾一点线索，但他真找起来仍然希望渺茫新中国成立时三四十岁的南下干部，现已基本去世经手莒县弃儿的中间人有两位，其中一位已过世，他的孩子当时不到10岁，带着弃儿们去嘉兴毛纺厂的旧址，回忆父亲当时在这里收留弃儿的情形，却并不了解任何实际情况而另一位近百岁的干部妻子仍健在，鲁禾他们想去寻访，把电话打给老人的女儿，电话另一头的却说：“当时太小不记事，老人住在养老院，脑子糊涂了，几十年前送了那么多孩子，也记不住谁是谁”本刊记者打过去，也是如此“但我们中有个人被抱走后，亲生父母跟养父母有往来的照片，后来养父怕孩子以后不亲才断了联系，他们想必对那家人是有印象的”鲁禾心有不甘他分析，养父母们当时带在身上的“收据”金额不同，有的30元，有的300元，也许他们会有“贩卖人口”的顾虑“但他们真的多虑了，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也活不下来”赵淑亮也是在养父母过世后开始寻亲的他看上去希望大些，毕竟是从福利院被抱走的福利院里有完整的记录，弃儿何时、由谁、自哪里捡到，以及福利院取的名字、何时送往何地，一应俱全有此档案，寻亲的范围可以一下缩小到乡镇但五六十年过去，各地福利院保存档案的情况各不相同，嘉兴下辖的海宁市福利院虽经迁移，档案完好无损，但嘉兴福利院的档案却在数次搬迁中被遗弃了线索又断了身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郎解在嘉兴福利院长大，虽然她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但彼此不相认（黄宇 摄）认识鲁禾前，赵淑亮停在了这里希望更渺茫的鲁禾却没放弃11年前，当姐姐告诉他真相后，他把自己的信息放在嘉兴论坛里，一有时间就点击，让消息置顶，终于引起当地媒体关注，将他的情况写成报道，但之后就石沉大海此后数年间，他自己跑到嘉兴，在大街上贴寻人启事，在出租车上登寻人广告，仍旧没有线索鲁禾说，他认识的人里，有每到一个地方就登寻人启事的，也有知道自己来自哪里的福利院，就留在那个城市打工，边挣钱、边寻亲的“我也曾以旅游的名义带着孩子到嘉兴玩儿，跟他们说，爷爷奶奶可能就在这里”寻亲期间，鲁禾一方面希望扩大影响力，一方面却又小心翼翼，害怕自己的身世给自己家人体制内的身份“抹黑”，让姐姐难堪“曾经记者的报道传到莒县的论坛里，家里人的信息一清二楚，姐姐看到后非常伤心我停了两年，后来姐姐又主动问我进展，鼓励我去找我不愿因寻亲而伤害养父母一边的亲人，显得不孝”他极力避免当地媒体报道他，朋友圈里也从未发过寻亲的事不过随着在网上接触到的弃儿越来越多，鲁禾发现自己小学的同班同学竟也是弃儿，彼此都不知晓线渐渐连成网，日照的弃儿们口耳相传，寻到一起，又通过鲁禾的纽带，连接到嘉兴但鲁禾记得，去年的嘉兴寻亲会上，有子女找父母的、父母找孩子的，也有帮着父母找兄弟的，但还是子女来得多借着基因检测技术，寻亲会寻到了三个家庭，除了赵淑亮，都是被嘉兴周边的人抱养的“我们是坐大巴车一起来回的，来时有说有笑，嘴上说着不挂怀，回去时女人们都绷不住，一路走一路哭每找一次，就多一次失望”赵淑亮看似撞上大运，却在回老家时看到，亲生父母一方并不都像自己的家人那么积极“认亲那天，村里人都围着瞧有位老爷子眼巴巴地看着羡慕，念叨着自己也送过孩子旁边的儿子却说：‘找什么找
’老人就不再说话了”“有些子女觉得山东这边穷，怕摊上个穷亲戚，跟他们争财产但怎么可能呢？我们一把年纪，都有家有业，甚至还有定居英国的医学博士我们只是想知道自己祖籍在哪儿，若父母健在，愿意接受我们，我们还可以尽尽孝若不想多联系，我们可以就见一面，连家都不去”弃儿们非常愤愤，即使无法在亲生父母那里再度重温亲子间的爱，但他们作为受伤害的一方都站出来了，最急迫的心愿无非是对方的回应而他们一边不平，一边想着自己是个例外，“可能我父母家只是还没看到寻亲的信息吧”鲁禾仍没有放弃，他早已不介意父母为何生下自己，也越来越多地愿意为其他弃儿搭建平台，他和志愿者创办了海宁市马桥大爱公益服务站，有了正规的“据点”，又要在今年4月仍于嘉兴、海宁举办寻亲会他的“功绩”仿佛眼见要得到上天的回报去年寻亲会后，有人联系他，说有一个老妇人和他很像，也送过孩子，虽然老人送的是四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并不是老二，他也仍像赵淑亮一样，和对方联系、做了DNA检测同伴们都说一定没问题，采完血后，他就和家人到嘉兴的普陀山拜佛去拜佛的路上，手机里传来令人遗憾的消息佛像前，两个女儿只得架起哭得瘫软了的中年父亲“我再找10年，退休了就不找啦
”鲁禾明白，亲生父母比他年长近30岁，希望越拖越渺茫他声音低下来缓缓地说：“我都想好了，若那时还找不到，就等我作古后，捧一抔嘉兴的黄土埋在我的墓里，也就了了”（鲁禾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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